彭梅魁,彭总二弟彭金华的大女儿,1929年生。1949年湖南解放前夕,彭总托地下党的同志将她与弟妹多人接至北京,从此他们一直生活在彭总身边,1959年彭总落难迁居京郊吴家花园,梅魁不断去探望。下面是梅魁回忆伯父写作“八万言书”的情况,和她不畏艰险使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得以完好保存的经过。本文是照她几年前对我的长篇口述原文摘抄下来的。
一
伯伯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批判后,一回到北京,就被迫从中南海迁出,住到了市郊的吴家花园。在这里,好长时间他总是很苦闷,站不是,坐不是,有时屋里院里走来走去,有时呆呆不动,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彭德怀与织女彭梅魁
我们姊妹兄弟去看他,走的时候,他总要说:以后不要来了,再不要来了。但下一个星期日我去晚了点,一进门他就问:“你怎么这时才来?”其实我是一早就动了身的,路上换车耽误了,但我不能这样说,怕老头知道换车不易又有了不要我来的理由,只说:“你老说不要来了,我半天拿不定主意该不该来。”他说:“不来好,不来好……”
景参谋当面堵他的嘴:“还不来好哩,一早就到公共汽车站等去了,等了两个小时。”景参谋在一旁嘱咐我:“以后你可别耽误了,早点来,没什么拿不定主意的。”我说:“拿不定主意,是来一次要吃你这里两顿饭。”这个原因,在当时我是不能不考虑的。我知道,伯伯常在我们走后在饭锅里加野菜来填补我们吃去的定量。伯伯却以为我不知道,笑着说:“你这个调皮鬼,原来是在挖苦我呀,可我,唯一的顾虑是怕牵连了你们。”
我们兄妹有约,去了都不给伯伯讲外面的事,讲也讲好的,怕影响他的心情和“进步”。
1964年,彭德怀在吴家花园住宅前(右为弟媳龙国英
二
1960年青黄不接时,他摘了满满一篮子野菜,说:“这都是能吃得的,煮在饭里,一两米能顶二两的量,你带回去吧。”
我明知道在这个院子之外,哪儿也难找这样的野菜了,但连看也不看:“哪个要?我不缺粮!”
“你呀,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了。我知道你一月21斤粮,还要交2斤节约粮。”伯伯说。
“哪个告诉你的?”
“它!”伯伯指着院墙外一棵榆树。我早看到了,那树上刚长出的叶子被捋得光光的,只好说:“农民是苦一点……”伯伯说:“我有眼睛看,有嘴巴问,捋树叶可不只是农民呵……”
我不想和他说这些,便岔开话去:“伯伯,你就不要再说再管这些了,只求心安理得吧!”
他大声斥责我:“一抬头就是到处光秃秃的树杈,我能心安得了么,它们呀,就像老百姓举在我头上的条子,要抽我的筋!”
这年刚开冻,伯伯就在院子里开出了一块又一块荒地。到初夏,地里的蔬菜瓜果都长出来了。此后我每次去,伯伯都摘下满篮子让我带回来,我不敢再在他面前说大话,谢绝了他更要生气,每每手提肩背,自己吃不了还送了些给别人,并且老实承认了,我每次带回去的东西自己吃了多少,还救了哪些哪些人的急,消了哪家哪家人的肿病,我都告诉了伯伯。伯伯听了高兴地拍着手说:“有你这句话,伯伯方觉得自己还是个活人,还有点用场。”
不久,伯伯在劳动时倒栽进一口枯井里,头破了,一条胳膊断了,差点送了老命。我既心疼,又气恼地对他说:“我再不要你的菜了,我咽不下去,你也不要再搞这些了!”我把他屋里屋外堆放的乱七八糟的农具扔得远远的,还扔了他屋里接屎尿的破痰盂。
彭梅魁
伯伯吊着受伤的胳臂说:“梅魁,你这才是要了我一条老命哩!老百姓叫我农科所老头,我是凭这冒充牌子才有脸闲住这儿,有脸见他们的呀!”他把我扔了的破痰盂捡回来时,还举起来对着光照了照,说:“幸好幸好,没破。”转头对我嘿嘿笑着,“我不是买不起化肥,是要用老百姓用的同样肥料,这才算名副其实的农科所老头嘛!”他笑得好开心,我却捂住脸哭起来。
伯伯就这样无可奈何地用劳动和读书打发日子,总算是找到了一份精神寄托。
三
1961年,他看了中央一个关于农村经济政策的文件,高兴地说:“我们党里高明人很多,不只我彭德怀一个人才看得到问题,才敢说话,你看,这不是有了个文件,给农村规定了新政策,这下好了,总算拐过弯来了。”从此,他再不发怨言,不议论时政,似乎是真的开始心安理得埋头过自己的日子了,我心里也暗暗高兴他有这番清闲自在的心境。
但过了不久,我又发现他在写什么,写了一摞又一摞。参谋秘书都说,老头近来很烦躁,常常整夜整夜不睡,在屋里写作或推磨似的打转。我去了,他盯着我半天回不过神,我还没说话他便朝外挥手。终于我找着机会问:“你写什么呀?”
他告诉我,他新近又背了一条罪名:和外国人有联系,搞阴谋颠覆。“我原先想,只要我们国家慢慢好起来,我个人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毁灭了又有什么,无非是生不求功,死不留名嘛。但现在我觉得这样不行,你不求功,不留名,但留了一个不公正的风气!想打倒一个人,就给他安个莫须有的罪名,这个罪名站不住,再安它一个。这就不是毁灭了我一个的问题,而是会毁灭了一个党,一个不公正的党是不能服人的,终有一日会乱成一坨!”他越说越激愤,以致大声吼叫开来。
他这一说使我着实大吃一惊。怎么能这样子呀,怎么能这样子呀!我一面念叨,一面打起寒战,止不住哭了起来。
右二彭梅魁
“梅魁,你害怕了吧?是呀,当初写了一封信(指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写给毛泽东的信——编者注),就落得这个样,再写出我一肚子火,后果是更难想象的。不过,我想好了,写不写人家都得叫你遗臭万年,横顺是这个下场。”
伯伯见我哭得更凄惶,坐下来放低声音说,“前些时,朱老总也来劝过我:‘彭德怀,闭着你的嘴,我不信别人敢把你怎样,人间自有公道,到时候会有人站出来为你打抱不平的!'老人家是好心。可我心里想,我的事不能牵连别人,我的话自己说,刀山火海我一人上。如只为自己图清静安乐,就这么当个任人践辱的软鬼,我当初不参加革命,就干国民党多好,二十几岁的团长,不也是能安享一份荣华富贵么?我是为求一个人间公道才豁出这条命来,今天已是这把年纪了,反倒对人家扣在头上的屎盆子气都不敢出,岂不让人笑话?”
伯伯见我还止不住哭,生气了,跳起来说:“梅魁,谁也挡不住我,你要是害怕了,以后不来就是,还可以申明脱离我们的伯侄关系嘛!”
我也跳起来对他吼:“伯伯,你不要这样看我。你这人有个大毛病,总以为自己才有脑子胆子,别人都是饭桶。我哭,是因为人家给你安的罪名太狠,是因为不解别人为什么这样对待你,是因为你太可怜你太悲惨呀……”我放声大哭,伯伯仰着头,我看不见他的表情,但我知道,他伤心的时候就这样,没有泪,只有心里流血。
四
从这以后,伯伯不再拒绝我读他写下的材料。刚好有几天假,我把一大厚本材料一字字地细读完了。最后我要求,“伯伯,把这些材料抄给我一份吧。”
“你要它干什么?”
“好些事我一点都不知道,你也从不对我们说。我留下一份,将来我可以给弟妹儿女们讲呀。”
“我有话向党说,我不能把你们牵连进来,把你们害了,我说过,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说什么也不同意我的要求。
正好在这个时候,我的一个弟弟彭启超从武汉来。启超的模样和性格都有点像伯伯,加上当时他年轻,刚火正旺,风风火火冲进吴家花园大门,指着满脸笑迎他的伯伯就是一通质问:“你为什么要反党,反毛主席?你给我说!你过去怎么教育我们的?你给我说!”
伯伯叫他进门他不进,叫他坐他不坐,一个劲只听他吼:“你说你说,你老实交代!”
伯伯说:“我没有,我没有反呀,我只是提意见呀……”
“呵?到现在你还不承认错误,不认罪,不老实!你不反,中央怎不说别人反,单说你反?”
伯伯在这个侄儿面前有口难辩,委屈得像个孩子,忍不住迸出一行泪来。
“你还哭?你哭也不行,你得给我说清楚!”
启超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由王震部队从湖南带去延安的。新中国成立后,入空军学院。前年因伯伯出了问题,他由空军转业到了武汉一个肉食品工厂工作。
有一年,启超当战士时借了人家一块表给丢了,来找伯伯要钱赔表,伯伯也曾这样火爆爆地对待他:“你说,你一个兵带表干什么,你这是什么思想!我看你是撒谎,想要钱,你的钱是怎么花掉的?你老实说!”
毛头小伙子被惹火了,跳起来和伯伯对着干:“你不帮我赔钱算了,为什么要诬我撒谎骗钱?我不要你的钱啦!”
伯伯气极了,要动手打他,他边跑边骂:“你当你的国防部长,我当我的小兵,我再不来找你了!”
果然,他不再回中南海的家。屈指算来,如今他与伯伯在吴家花园相见,已是分别好几年之后的重逢,竟然无一字寒暄抚慰,而是这样一顿劈头盖脑的斥责。
彭德怀和侄女彭梅魁
我过后听说弟弟为此伤害了伯伯,气得咬牙。伯伯却笑容满面说:“我很高兴,这个侄子是个好党员,一条硬汉子!一个党员怎么能不相信党的文件,怎么能对我不火呢?虽说他不进我的门,不吃我的饭,我却觉得他离我近了。过去我就听人说,这个侄子最像我,可我真没看出来……”
就在这不久,伯伯交给了我一份他抄写的材料,还有几个笔记本,郑重地说:“给你们吧,现在保存着,将来慢慢看。不是我要留名,也不是要你们为我辩解,但我总不想叫我的亲人长期误解我,就算我给你们做的一点解释吧……”
彭启超后来不等看到这份材料,便醒悟过来了。“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把他吊起,打得他死去活来,还用香火烧烂了他的下身,逼他交出伯伯藏在他那里的“反革命兵变计划”“武器”“钱财”……说:“你是彭德怀的大侄儿,又是学军事指挥的,彭德怀反革命的一切行动计划你当然是第一个合谋人与知情者呀!”
启超在自认为他再活不出来的时候,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老人家,我对不起他,冤枉了他……我现在才知道,不是所有被指为罪犯的人都真的有罪……你,替我多去看望他老人家,为我代尽我未能尽到的孝心吧……”(彭启超后来还是活出来了。只是当伯父得到平反昭雪,他又回到北京来时,姊妹兄弟们都一时未能认出他,因他已是弓腰驼背,比他实际年龄老多了。——整理者注)
五
再说伯伯把材料交给我后不几天,他就后悔了:“你还是把它拿回来吧,我总觉得不妥,你们脚下的路还长,不要让它绊了你们的腿。”我说:“放在我那里不是一样么?”以后他又说过多次,我干脆气他:“你是不放心我吧?”他只好说:“好好,我再不问了,可你千万小心呀!”
伯伯后来去西南三线工作,我去看望他时,全国批《海瑞罢官》正闹得乌天黑地,连小学生也知道海瑞就是彭德怀,批的就是他。伯伯没说几句话就提到那些材料:“我没什么怕的了,担心的是你拿去的那些东西。”为免了他的牵挂,我痛快地说:“早已烧了!”他长吁一口气:“这就好,这就好!”
其实,我带回的这些材料保存得好好的。我谁也没说,连对我爱人也一字未漏,不是我不信任他,而是不想多一个人为它担惊受怕。(梅魁说这话时,她爱人张春一在一旁插话说:打倒“四人帮”后我第一次看到这些材料,还真冒出一头汗,没想到我这个细小老伴,长了一个牯牛大的胆子!——整理者注)
六
在发现伯伯忧虑这些材料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灾难时,我就越觉得它的宝贵。不久,我就把它带到了老家湘潭乌石乡下。当然,我给我母亲说了。当晚我们母女将一个腌菜坛子洗净,烤干,坛底垫上石灰,把材料包了几层油纸放好后,再在坛盖四周浇上蜡,深深地埋在厨房地下。
这办法是我母亲想出来的。她说,二十多年前父亲从延安偷偷带回了一大包毛主席的书,为逃避国民党的搜查,就是用这办法保存的。(抗日战争初期,梅魁的父亲彭金华和叔父彭荣华曾去延安看望过他们的大哥彭德怀,旋即回到故乡。1940年,旧历9月初兄弟二人同时遭国民党杀害。——整理者注)
为了能经常得知这些材料的保存情况,并常常检查有无水浸虫蛀,我把孩子送了一个到老母亲身边,为的是时常回去而不叫别人生疑。每次回去,我和母亲都要在夜深人静时把坛子起出,重新包装掩埋过。
有一回,我接到一封家信,愁得我寝食不安,像得了大病似的。爱人见我半夜也掏出信来反复细读,以为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故,便抢过信看,看后他更加不解地说:“这上明明写着,一切都很好,孩子没病没疼,妈妈心口痛病也不发了,乡里四邻也对他们没别样看法,有的人反倒多亲热照顾的,你愁的什么呀?”
他不知道,我愁是正是信的末尾有一句话,言及同屋里我的一个堂弟最近和他老婆闹毛了,打得冤冤不解,正闹离婚。我前次回去,妈妈曾告诉过我,她把埋材料的事告诉过我的那位堂弟。原因是她怕自己心口疼病让她有一天一口气上不来,更知北京如今的“文化大革命”闹得凶,我曾被人揪去批斗拷问过好几回了,妈妈怕我万一也有个好歹,我母女俩都存活不住,那坛子材料岂不要永远烂在地下了。为此,她想来想去,才决定把这事告知第三个人,自然那位堂弟是最合适的人选,他同样是写材料人的亲侄,住在一个屋,人也忠厚。
听妈妈说了原因,我也认为她考虑周全,多托付一个人保险些。为试探这堂弟的心思,我曾问过他:“你看,是不是把它起出毁了?”他断然回答:“你怕了,起出来给我,我另埋,杀我十回头我也认了!”现在叫我忧心的,不是这堂弟会变卦,而是闹不清他是否对妻子说过这事。我可是见过的,有的两口子一闹崩了,打红了眼,什么事都会不管不顾了!
我决定连夜往家里赶。正是烽火遍地的全国性武斗,火车时走时停,离湘潭还有很远一段距离又停了下来,前面枪炮声不断,看来一时半时不会停息,我等不及了,冒险自个赶路。通过好些个战地哨卡,受到各种盘查。幸好我有北京的工作证,还有火车票证明我不属于交战者任何一方。我的焦灼而疲惫不堪的神态使盘查者相信:我的孩子病得快死了,我急着赶回去是为了救活孩子。一个造反派甚至同情地对我说:“大姐,你太冒险了!”
深夜到家,母亲连连责怪我不要命了!我只记得问:“东西还在么?”当夜,我和母亲把那个坛子起出,埋到屋后山坡上我父亲和叔父的坟旁。
后来伯伯病危,专案组不得不允许我去医院探视,我得到机会告诉了伯伯:“东西还在!……”伯伯睁大眼看了我好久,露出很欣慰的神色。
七
1978年黄克诚同志恢复工作后,夏季的一天,我到301医院看望黄伯伯,呈交了这一包保存完好的材料。
不久,我收到一封珍贵的信,上写着:
克诚同志并梅魁同志:
今天上午,克诚同志交给了你要他转给我的彭德怀同志的一批手稿。计:五个32开笔记本,一个22开笔记本,一封给中央的信的手稿,一份注有眉批的“庐山会议文件”。
我当作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
这封信是我给你的收条。
胡耀邦
1979.1.4上午
这批手稿,就是后来人们称之为彭德怀“八万言书”的文献。(1982年3月,以这批珍贵的文献为基础整理编辑的《彭德怀自述》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编者注)
(本文整理者丁隆炎系四川省作协副主席,著有《彭德怀在四川》《彭总的最后岁月》《悠悠故人情》,电影剧本《布衣元帅》等)
原载|《炎黄春秋》刊期|1997年第7期
他神情肃穆地走进胡耀邦办公室,把秘密保存17年的彭德怀亲笔手稿交给胡耀邦。《彭德怀自述》出版后创下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回忆录销量最高纪录
作者:王子君
彭德怀与毛泽东
黄克诚刚复出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后,因眼疾复发住在解放军总医院,一个来访者让他格外激动。
这个来访者是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在那些艰难岁月里,她总是极尽所能地照顾彭德怀的生活。1962年,彭德怀在闲暇时读了很多书,做了很多笔记,还将自己在1958年12月回湖南搞了8天调查的感受,以及对当时一些问题的看法及忧虑,都直言不讳地写了下来。但他感到自己的问题一时没有希望解决,遂将这份几万字的手稿交给彭梅魁,让她代为保存。彭梅魁深知这份材料的分量,将它一层层地用布包好,亲自带回老家,与母亲一起,放在一个坛子里,埋到灶角下。后来,她又在两个弟弟的帮助下,不断转移手稿的隐藏地点。1969年,彭梅魁将它们带回了北京。此后,彭梅魁去探望被关押的彭德怀时,彭德怀也会将偷偷写下的笔记交给她秘密带出来。
彭梅魁是从《人民日报》上,看到黄克诚复出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的消息的。她激动地将报纸塞到丈夫张春一手里,拍打着报纸,嚷道:“黄叔叔,黄克诚叔叔!他当军委顾问了!这下,伯伯的手稿可以见天日了!”
彭梅魁和张春一商量,要将彭德怀的手稿交到黄克诚手里。她从床底下拖出一个陈旧的、装满了破烂家什的木箱,小心翼翼地从中翻出一个由发黄报纸包着的厚厚纸包,深情地抚摸着。这是彭德怀遗留在世上的物品,也是他遗留给世人的心!
1974年,彭梅魁接到彭德怀病危的消息,打报告要求见他最后一面,最终获得了批准。彭梅魁匆匆赶到解放军总医院。彭德怀早已暗淡的眼睛突然一亮,似乎一直在等待这个侄女出现,艰难地抓住她的手,断断续续地叮嘱说:“那些……书籍……送给我的……好友黄克诚……他是我……最值得……信任……的人……”他指的“那些书籍”,就是早先陆陆续续交给彭梅魁的零散手稿。
彭梅魁牢记着彭德怀的遗言,但那时候,黄克诚尚被关押审查,她没有办法,也不能去找他。之后,也一直没有黄克诚的确切消息。她只得费尽心机,保存好这份手稿,希望有一天能把它完整地交到黄克诚手里。
几经打听,彭梅魁终于得知,黄克诚正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她不知黄克诚得了什么病、病情重不重,犹豫再三,还是决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一走进病房,彭梅魁就像疯了一样奔到黄克诚的病床边,把脸紧紧伏在他的手上,激动地说:“黄叔叔,我是彭老总的侄女梅魁。我总算找到您了!”说着,热泪哗啦啦地涌流而出。
黄克诚震惊莫名。记忆中,他见过彭梅魁两三面,但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她还是个英姿飒爽的青年。此次她来,想必是为彭老总的事。黄克诚不禁一阵心酸,关切地说:“是梅魁啊!你怎么找到医院来了?来,坐起来慢慢说。”黄克诚说着,指了指床边的椅子。
彭梅魁盯着黄克诚戴着的墨镜,本想说自己来的目的,却又犹豫了,改口问道:“您的身体不要紧吧?”她突然想到,黄克诚刚刚复出,又年事已高,是否还愿意为彭德怀平反奔走呼喊?近20年过去了,他是否还是当年彭德怀那个刚正不阿的诤友?手稿交给他是否安全?她过去从来没有想过这些,此刻,这些问题却突然涌上心头。
“你看到了,黄叔叔的右眼已经瞎了,左眼也只有一点点视力。但这次做了白内障摘除手术,左眼的视力有些许提高。我的身体总的来说还可以。我在被关押期间自创了一套按摩方法,聊以自保健康,还很管用。”黄克诚也寒暄着。他知道彭梅魁有要事要说,想等她平静下来。
“黄叔叔上了年纪,您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以后,国家还需要您做很多事哩!”彭梅魁说。
“想想你伯伯,我能有今日,已是相当知足了啊……”黄克诚感叹道,自己却抑制不住地激动起来,“1974年,我也因病住进解放军总医院,和你伯伯住的是同一个医院,当时我并不知道。不然,我一定会想办法与他见上一面。彭老总因患癌症逝世,我竟完全不知情!他们多会封锁消息啊!后来,我听说,你伯伯因为剧痛难忍,把被子都咬烂了。一代英雄啊,如此凄凉辞世!虽说死生是常事,苦乐也是常情,但彭老总这样去世,实在令人痛惜!”
彭梅魁听到这席话,不禁为刚才那一刹那间的犹豫感到羞愧。彭德怀怎么会把如此重要的手稿,交付给一个没有正义感的朋友?正直、忠良的黄克诚没有变!想到这里,彭梅魁含泪诉道:“伯伯在弥留之际,说话已经十分艰难,还断断续续地嘱咐我,要我代他去看望黄叔叔您,并将他遗留的书籍送给您。他的原话连起来是:‘那些书籍送给我的好友黄克诚,他是我最值得信任的人。’”她讲起了自己最后一次见到彭德怀的情景。
黄克诚
“我的彭老总啊……”黄克诚听得老泪纵横。
“我今天来找您,就是将伯伯遗留的手稿交给您。”彭梅魁说着,从随身背着的书包里取出彭德怀的手稿,把包手稿的报纸一层层展开,露出纸张已有些发黄的手稿。她恭恭敬敬地用双手将手稿捧到黄克诚面前。
黄克诚接过手稿抚摸着,嘴唇剧烈地歙动着。他与彭德怀在一起战斗、工作的日日夜夜又历历在目,对彭德怀的思念,像潮水一般冲击着他的心房!斯人已去,其志永存!
“梅魁,为你伯伯这样一包手稿,吃苦受难是值得的。这是一部历史啊!你们有勇有谋,做了一件大好事。你伯伯会感激你们的,历史也会感激你们的!”黄克诚双手作揖般捧起手稿,不停地向彭梅魁举着。
彭梅魁放下心来,探询似的问:“黄叔叔,这些手稿是上交中央,还是您自己保存?”
黄克诚沉吟片刻,郑重其事道:“自己保存难,容易损坏,我看还是上交党中央好。不过,现在党中央很忙,待以后找个适当的机会再交。”
彭梅魁点点头:“好,我听黄叔叔的。这里还有我的一份申述材料,反映我伯伯去世前的境遇,并提出为我伯伯平反的要求。”
黄克诚果断地说:“好,你把材料放在我这里,我让秘书念给我听。包括你伯伯的这些手稿,我都要看。我的眼睛看不了,就让他们念给我听,我一个字都不会落下。但你伯伯平反的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你必须有耐心。”
“嗯。我伯伯若在天有灵,一定会感激黄叔叔的……”彭梅魁突然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黄克诚轻轻拍打着她的肩膀,抚慰地说:“梅魁,不要难过。你伯伯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不信青史尽成灰’,现在,我们至少看到了还你伯伯历史清白的希望……你安心回去吧,我先听完这些文字,再跟你商议具体怎么办。我们保持联系。我过一两天就要出院,你以后有什么事就到家里来找我。”
黄克诚说完,又嘱咐丛树品把南池子的住址写给彭梅魁。彭梅魁接过纸条,如释重负,朝着黄克诚深深鞠躬。
“你伯伯会英灵有知的。”黄克诚说,“彭老总有你这样的侄女,是不幸中的万幸啊!”
这一天,对于彭梅魁和黄克诚来说,都是神圣的、历史性的一天。彭梅魁完成了伯伯彭德怀的遗愿,将手稿交给了黄克诚;而黄克诚接受了手稿,就像接下了一桩庄严的使命。
手稿包括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写给毛泽东的信、1962年写的“八万言书”,以及一些读书、读报、读文件时的笔记,字字珍贵。
黄克诚开始逐字逐句地读彭德怀的手稿,但他的视力实在难以承受,每次看不了几页纸,眼睛就干涩难耐。不得已,他让丛树品念给他听,并一再要求不得漏掉一个字、一句话。
就这样,在医院看了一部分手稿后,黄克诚出院了,全家搬到了位于南池子的新家。在家里,黄克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继续看彭德怀的手稿。手稿和彭梅魁的信等所有材料,他都让丛树品仔细地读给他听,有些内容,他还自己看了几遍。黄克诚更加真切地感觉到这份手稿的分量,打定主意要向中央反映彭梅魁提供的情况。但这批手稿太珍贵了,当时上交还不是时候。为防闪失,他决定将手稿抄写一份,并拍照保存下来,以做备份。
就在黄克诚和彭梅魁他们做着抄写彭德怀手稿工作的时候,中央启动了对彭德怀的平反工作,而且,推进的速度非常快。1978年12月24日,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彭德怀追悼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邓小平为彭德怀致悼词,代表中共中央全面、公正地评价了彭德怀光辉的一生,为这位含冤去世的人民共和国元帅公开恢复名誉、平反昭雪。
黄克诚从中央这么快就为彭德怀平反中敏锐地感到,中央拨乱反正的决心非常大。
黄克诚觉得向中央上交彭德怀手稿的时机成熟了,立即叮嘱彭梅魁再将申述材料完善一下,写成一封给中央的信。
1979年1月4日,是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的日子。上午的会议结束后,黄克诚在丛树品搀扶下,神情肃穆地走进胡耀邦的办公室,手里捧着一个纸包。
胡耀邦迎上前,将他扶到沙发上坐下后说:“黄老,您怎么来了?有什么事,您让我去您那里就是了!”
黄克诚将纸包递给他:“我有一样东西交给你。”
“这是什么?”胡耀邦接过纸包,惊讶地问道。他将纸包翻过来翻过去地看了看,有些好奇:“这外面的包装,用的还是60年代的报纸啊!”
“是60年代的报纸。你先打开看看。”黄克诚神情肃穆。
胡耀邦轻轻地、一层一层地揭开旧报纸,最终打开了报包。一摞笔记本和一沓泛黄的稿纸出现在他的眼前。他一下子就认出了那苍劲有力的笔迹。
“彭老总的手迹?!”胡耀邦惊呼一声,急切地浏览起来。
胡耀邦读着彭德怀的手稿,不由得拍案叫绝:“透彻、准确!”黄克诚深深地叹息道:“是啊!这些话,彭老总在1960年4月就写了。”
胡耀邦默默抚摸着手稿,沉思着,眉头轻轻地皱了起来。“彭老总逝世后,一切带有他的笔迹的书籍、纸张都难逃火劫。黄老,这些手稿是怎么保存下来的?您是从哪里找来的?”他疑惑地问。
“这是彭老总的侄女彭梅魁,在她母亲、弟弟和丈夫的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前后算来有17个年头喽,不容易啊!”黄克诚谈起了秘密保存彭德怀手稿的经过,慨叹道:“彭梅魁同志只要求你给她写一张收条就行了。包裹里面,还有她给中央的一封信。”
“好,我这就写收条!”胡耀邦的态度十分果决。
胡耀邦坐到书桌前,沉吟片刻,提笔认认真真地写了起来,写完,又看了看,这才将收条交给黄克诚:
克诚同志并梅魁同志,今天上午,克诚同志交给了你要他转给我的彭德怀同志的一批手稿。计5个32开笔记本,一个22开笔记本,一封给中央的信的手稿,一份注有眉批的“庐山会议文件”。我当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这封信是我给你的收条。胡耀邦,1979.1.4下午
黄克诚将收条凑到眼前仔细地看了一遍,庄严地向胡耀邦伸出手:“耀邦同志,谢谢你!如果可以,我也代表彭老总及他的全家谢谢你!谢谢党中央!”
胡耀邦用双手重重地握住黄克诚的手,沉吟着说:“黄老,彭老总的手稿不能就这样交中央档案馆保存起来了事。我有个想法,我想把手稿交给有关方面组织出版,您认为如何?书名就叫《彭德怀自述》。”
黄克诚一听,大为惊喜:“那太好了!这是一件彰显党中央魄力的事情,不仅可以告慰彭老总的在天之灵,也是向全国昭示党中央拨乱反正的决心啊!太好了!耀邦同志,此举可行!”
胡耀邦一巴掌拍在彭德怀的手稿上:“好!那我们就请示中央,出版《彭德怀自述》!”
在胡耀邦的大力支持、帮助和关注下,有关方面组织力量对彭德怀的这批手稿进行了认真整理。1982年3月,以彭德怀的“八万言书”和他在囚禁中所写的交代材料为基础,整理编辑的《彭德怀自述》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刷的13万册运到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后,不到半个月就被抢购一空。人民出版社紧急决定,日夜开机,加印200万册。这本书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回忆录销量的最高纪录,是几十年间中国书市罕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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