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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超未开火药味已浓，湖南各地市“围剿”长沙背后的足球与人情

苏超的故事其实早就被南京老张在茶馆里讲烂了。什么兄弟城市轮番上阵、江南四大菜系轮流炫技，这些年头在江苏可不新鲜。要说今年最热闹的省级联赛，非得数苏超不可：一场球票难求，连镇江老陈都抱怨自己孙子买不到票，说是网上抢还不如去庙里烧香来得快。

不过转到湖南这边，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湘超联赛还没正式开打，各地市已经铆足劲儿喊口号，全员瞄准长沙，好像谁赢了长沙就能封神似的。这种气氛，让我想起小时候村里打篮球，那会儿我们几个小孩总喜欢组队挑战村长家的大侄子——因为他个高力壮，总是稳赢，所以每次大家都合伙“围剿”他，只为有朝一日能把他拉下马。

苏超和湘超表面上都是省内城市PK，但骨子里的味道差别很大。有一次我去常德出差，在火车站遇见一个穿着印有“常胜长沙”字样T恤的小伙，他嘿嘿笑着说：“我们这次就是奔着干掉长沙来的！”语气像极了电视剧里的反派宣言。我问为什么非要盯着长沙，小伙翻白眼：“你看他们资源多、球员多，我们当然想赢他们！”

其实，江苏那边十三个地级市，各自都有点家底，不靠南京也能混出名堂。据2019年中国城市GDP百强榜单显示，江苏所有设区市全进百强，这事儿搁全国独一份（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公开资料）。所以比赛起来，你追我赶，有输有赢，也没人真服谁。但到了湖南呢？十二个地级市加两个自治州，大部分资源、青训体系、高校生源全往省会集中——据湖南足协内部人士透露，目前注册球员中三成来自长沙，而大学城二十多所高校基本都聚在岳麓山脚下。

这些年去过几趟株洲和衡阳，看地方球队训练条件，比起星城还是差不少。有一年夏天，我跟随益阳业余队参加友谊赛，中午休息时大家挤在学校操场树荫底下啃西瓜，有人感叹：“哪像人家星城，每周都有专门场馆。”这种羡慕夹杂点无奈，其实也是现实映射——资源分配向来如此。

不过话又说回来，“散装江苏”的梗虽然被调侃，但当地人的确认同彼此间既竞争又团结的关系。前几年扬州队主教练曾私下对记者吐槽：“我们比赛输了也不会太难堪，因为隔壁镇江明天可能也输给徐州。”而且据《现代快报》2017年的采访记载，一位宿迁老体育迷提到，他们更愿意把比赛当作展示自家风采的平台，而不是死磕某一个“大哥”。

反观湘军们，对抗性可不是一般的大。在衡阳做客时听过一句顺口溜，“宁吃辣椒苦，不让星城虎”，意思就是说再怎么苦，也不能让省会一家独大。这种情绪不仅体现在足球，还蔓延到篮球、乒乓甚至拔河比赛上。我姨父原本是郴州市机关工会成员，每逢运动会必定带头喊口号，据他说只要碰见来自长马路（指的是长马路上的省直单位）的代表队，就格外来劲。他觉得只有拼倒这些“官本位”的球队才算解气。

至于造梗这一套，也是学得挺快。今年初网上流传的一组海报，把各地名字玩成谐音梗，比如株杀（诛杀）长沙、郴霸（称霸）长沙等等，说白了就是一种集体心理宣泄。有人调侃这是民间版“三英战吕布”，但实际上更多是一种逆袭欲望——毕竟谁都希望自己那块地方能抬头挺胸走出去，被外面的人记住。

历史上类似现象并不少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合作社评比先进生产队，经常出现几个自然村联合起来挑战中心村，为啥？因为中心村拿政策红利最多，其它小地方只能通过集体行动刷存在感。《乡土中国》作者费孝通先生当年田野调查时，也发现这种“合众为敌”的策略很普遍，人心思变，是社会动力之一。（信源：《乡土中国》，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并不是所有地区对抗都是恶性的。我去年春节回娄底探亲，无意中听老人们聊起七八十年代县运会上冷门爆冷事件。当时新化县业余足球代表队击败了一直垄断冠军的娄星区，据说庆功宴摆满三条街，小孩们敲锣打鼓游行半夜没停歇。这类故事后来被编进方言歌谣，《新化喜事歌》还有两句唱道：“踢倒娄星第一脚，新化娃娃乐陶陶。”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很多年轻球迷参与度越来越高，他们不光关注胜负，更看重参与感。一位岳阳市民告诉我，他平时爱踢野球，但更期待未来能够以普通身份报名参赛，就像苏超那样。“如果只是专业选手互相较劲，我们只能当看客。”他的想法多少代表了一部分基层群众呼声。而且据2023年底发布的数据，全国范围内业余足球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几个省份中，湖南排第三，仅次于广东和山东。（数据引自《中国社会体育发展报告2023》）